可以预测，未来50年里，气候变化及其应对的主题将贯穿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在如何开展减排的机制上，各国有了一定的共识和成果——从气候议题的高度复杂性来看，任何进展和变化，即使很小，都可能具有深远影响。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刚刚落幕，结果并不意外。对此最感失望的恐怕是东道主城市哥本哈根，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它就不能像京都一样被隆重载入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史册，只是一个配角。但它仍然是一个新起点：可以预测，未来50年里，气候变化及其应对的主题将贯穿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

关键在于，哥本哈根之后，下一步会怎么走？中国怎么办？细读《哥本哈根协议》，虽然在最为关键的减排幅度问题上，各国没能取得有实质意义的进展；但在I何开展减排的机制上，有了一定的共识和成果——从气候议题的高度复杂性来看，任何进展和变化，即使很小，都可能具有深远影响。

可能另行设计推动国际减排的市场机制

在本次会议达成的协议中，共提出了三方面的气候变化应对机制，需要一一解读。

首先是互助机制。协议书中多处提到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支持，其中两处提到具体的支持金额承诺。这并不是发达国家单边的道义支持，而是其国家利益所在。因为如果不能及早向面临气候变化威胁乃至灾难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支持，由此滋生的贫困将给国际社会带来安全隐患，最终必会波及发达国家。在此意义上，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氖亲跃龋也是造福国际社会。所以，协议书提及的各种看起来是“单向”的支持，应理解为基于各自利益的双向互助机制。

其次是技术机制，包括技术进步与技术转移。在认同全球气候变化事实的基础上，协议书提出应建立技术机制来加快减排和强化应对措施。突出强调技术自能言之成理，但由此反映出来的“技术决定论”倾向值得关注。如果无法进一步明确规定各国的减排责任，那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主导浣与拥有技术的先进程度相关，会使技术相对领先的发达国家受益。

最后是市场机制。协议书第七条提出，全球应寻求多种途径，包括利用市场机制在内，来推进减排行动，提高减排效率。这意味着应对气候变化应对仍将延用市场交易的方式，但究竟是否延续《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几种交易方式，尤其是对主要发展中国家影响甚大的“清洁发展机制”，本次协议没有明确。但如前所言，协议已提到专门针对不敬锖头⒄怪泄家的互助机制，在此情况下，未来很可能不再执行具有“南北援助”性质的“清洁发展机制”，而另行设计推动国际减排的市场机制，最大的可能是与国际贸易体系挂钩，这是值得注意的重要动向——如果碳交易被整合到国际贸易体系中，将对全球经济结构和秩序带来重大冲尽

发达国家将在国际贸易中设置“碳壁垒”

在本轮气候谈判无果的影响下，应对气候变化在哥本哈根会议后将选择“先易后难”的行动路径。目前最难解决的问题是确定各国的减排规模和结构，这在短期内显然无法突破，只能维持p状。但以上三种减排和应对机制的运作，操作相对容易，而且环环相扣。

从此次会谈的艰苦过程看，可以预计，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后，国际社会的减排框架可能不复存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将进入“去总量化”的自愿减排阶段，各国将基于安全、经济、能源和局部环境等非气候目标采取减排和应对措施，“非气候因素”将引导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全球将进入“碳壁垒时代”。尽管哥本哈┗嵋樵则上认同各国在减排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但如果不能将这一原则量化为具体可操作的减排目标，而仅仅是推动资金或技术转移等支持，那么在目前的国际经济结构下，这些所谓“支持”的资金来源其实是发展中国家自身。更为严重的是，眼下各类产品的“碳密度”标准正不┨岣撸发展中国家受限于资源和劳动密集型的经济结构，无法摆脱经济发展中高度的“碳依赖”，很容易在国际贸易中遭遇发达国家针对产品和服务的“碳密度”而设置的“碳壁垒”，比如“碳关税”、“碳配额”和“碳标识”等等。

我们应尽快建立完整的碳税和碳交易制度

依照上述趋势，中国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在上述三项减排机制的操作中，尤其在技术进步和转移方面，中国的作用不可或缺。中国不仅拥有一批可以在全球推广的减排技术，还可在消化吸收发达国家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G发展出适合本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技术，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共同推进技术转移。

同时我们应尽快在国内建立完整的碳税和碳交易制度，并通过补贴将碳税和碳交易费在最大程度上返还到生产和消费领域。这一方面可以提高碳的利用效率，调节生产和消费，并降低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给生产和消费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可以加速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形成，以在国际贸易中出现可能的大规模“碳ɡ荨敝前做好准备。

我们还应完善低碳经济的培育和发展机制，通过教育、人才、技术和金融等的发展，提高本土企业在低碳经济上的竞争力，重点在于借助政策引导扩大本国的低碳经济市场，只有当我们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庞大市场，新能源等的产品、产业才可获得长足发展，从而坚固低碳经济的基础。

                                （作者为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