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邹骥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化石燃料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资源和环境方面受到的约束越来越大，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愈显突出。这一矛盾是在发展中产生的，本质上是发展生产方式和发展路径选择的问题，因此需要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提高能源效率、促进科技创新等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选择的高度去认识和应对。

　　[ 气候变化下的国家战略 ]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我国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启蒙和初步参与，从1989年到1995年的缔约方大会，中国的角色主要是追随和跟踪全球进程；第二阶段更具实质性，从1995年谈判进入到2007年的巴厘岛路线图，是中国从适应、熟悉到主动参与、回应其他国家要求的过程；2007年以来，中国愈加主动，进入全面、积极参与阶段。

　　这一变化，一方面是因为低碳发展要求已成为全球大势所趋，更重要的是源于中国自身的一系列转型和调整。中国经济经历了爆炸性增长，也伴随着能源消费总量和污染排放的高速增长。中国从曾经的原油出口国，到现在进口原油依存度超过60%，无论考虑经济成本还是能源安全，都难以为继。而基于现有增长方式的经济增长的空间和后劲，也越来越小。

　　因此，中国开始反思。应对气候变化从被动到主动，从“要我做”变为“我要做”。中国的这一变化，是从13亿人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发而决定的，也是从整个国家战略层面考量并予以确认的。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油惩暾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这是我国首次确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阐述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成及其改革方向、重点任务。作为人口大国，中国的能源、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相对稀缺，其作为生产要素的比价理应反映这一特点。长期以来，我国资源及其产品的比价总体偏低，对翁损害的补偿也欠债甚多。因此，必须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

　　[ 协调生态与经济发展 ]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下相对较高碳密度的重工业主导阶段，这一阶段是以煤为主的高碳能源结构，并伴随着未来低碳技术战略储备不足、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低碳转型社会成本巨大的特点。同时，全民低碳意识还不足，政策体制等支持因素也不够。这些现实问题，都是制约我国低碳经济转型之路的重要因素。

　　经济发展肯定要消耗生态环境的资源，但不能无限制、无休止地消耗。否则生态环境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就会违背发展的初衷和最终目的。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经济发展还离不开化石能源，那么怎样去协调这一矛盾呢？

　　首先要处理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改变发展的方式，实现高附加值，依靠效率提高来支撑经济增长，继续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还要拿出一部分人力物力和财力做生态修复、环境保护和绿色产业，让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相辅相成。

　　正如《决定》提出的，要划定资源承载能力的“生态红线”。这对我国协调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关系，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不少地区在现行发展方式下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已经超出其资源承载能力极限，国土空间开发强度过高，生态空间锐减，污染物排放超出环境自净能力。因此，建立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就是要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确易试闯性啬芰红线，当开发接近这一红线时，提出警告，对超载的实行限制性措施，防止过度开发后造成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

　　[ 找准定位 对症下药 ]

　　协调好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展低碳经济，我们还需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

　　国际社会有一些错觉，认为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这有可能让中国承担与其自身能力不相符的国际责任。中国办了奥运、发射了神舟九号、嫦娥三号成功登月，但北京的CBD和上海的陆家嘴(600663,股吧)不是中国全貌，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和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增长的中国，依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下，一个正在发展的国家减排难度更大。现在全球每年新增的排放量有70%来自中国，对中国的压力、呼声、期望一直都在上升。应该看到，中国还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边，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已经到了这条曲线的右边，已经过了它的峰值。两者所处的阶段、对应的经济过程内容、排放源的类型是不一样的，也是不可比的。

　　因此，就我国国内而言，有两种危险倾向需要警惕：一是抱着传统方式不变，另一种是急于求成、用大跃进的方式搞低碳经济，错误判断中国的定位和技术水平。面对这种情况，中国需要尽力而为、但也只能量力而行。冒进只会耽误低碳发展。

　　从历史角度看，当年欧洲国家通过产业转移有效地实现了排放转移，而今天这个路径已经不可重复。那么中国的减排空间主要在依靠技术进步上，即提高能效。

　　中国的制造业还要继续，城市化还没有结束。这是最基本的背景，也是最现实的国情。什么减排最容易？一夜之间回到农业社会，把需求限制在基本需求之下？但这样的低碳是不可能的，只会制造出更多贫困人口。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既要满足人民的合理物质需求，又将排放、污染限制在“红线”之下。这是一个历史的难题，需要发展路径、发展方式、发展思维的全面创新。

　　（作者系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